【吴思】如何用血酬史观看懂人类的历史

校长yo
【吴思】如何用血酬史观看懂人类的历史


今天我讲的话题就是“血酬史观——一种历史的分析角度”。诸位看这瓶矿泉水,晶莹透彻,能在这里看出鲜血来吗?没人说能看出来。马克思在这里看出了汗水,劳动的汗水,劳动的凝结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“价值、剩余价值”体系。

我们能在巨人的肩上看出更多的东西吗?比如说从这里看出血。这里有血吗?这一瓶水的成本里一定有一项是税收,这个税用来干什么了?一定有一个比例拿出来供养军队、建立监狱以及用来进行各种死刑的执行。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是包含鲜血的。

我们身边存在着“暴力掠夺”这种生存策略。在生活中没有大量出现这种事情,因为有一笔费用建立了一个暴力机器,形成了一种威慑,使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不合算。我今天想讲的,就是这种存在于各种事件背后的暴力均衡。这样的秩序就像《易经》里面说的,“道,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“我们每天在这里生活着,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,它像空气一样,像空气中的含氧量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,只有它消失了,含氧量下降了,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存在。”

血酬:暴力掠夺的收益

我提出“血酬定律”,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看法就是“血酬史观”。什么是“血酬”?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。资本家投资资本的收益叫利润,工人出售自己劳动带来的收益叫工资,土匪、军阀卖命换来的收益就叫“血酬”。这是”血酬定律”的第一个要点。

第二个要点是“定律”。“定律”是物理上的概念,比如一瓶水在气压不变的条件下,达到100度就会从液态变成气态沸腾了。同样,暴力掠夺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呢?它出现的条件是“血酬成本”。

第三个要点是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,只能转移财富。

我解释一下这个定律,先解释成本。很多同学、很多学者看了“血酬定律”以后都说我这个人没良心,不讲道德。我认为,要给道德一个适当的估计,它既不是强大到战无不胜,也不是弱小到什么都不是,它究竟价值多少?

第一是“道德成本”,古人说“杀身成仁,舍身取义。”为了仁义道德可以付出生命,可见仁义道德很值钱。同时按照古人的说法,道德分成仁和义,仁,近似成同情心;义,近似成正义感。我赞成“性善论”,人天生就是有道德的。现在的神经生理学可以证明,我们的同情心长在大脑中一个固定的位置,命名为F5的区域。在所有灵长类动物大脑的运动前皮层有一个区域,里面的神经元叫”镜像神经元”。它是什么意思呢?比如你拿针扎我一下,我皱眉头就显得我很痛苦,你们看到我,也能感觉我很疼,因为你们的镜像神经元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,同样那个部位也被激活了。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扼杀自己的同情心,让我们去伤害别人,杀害别人?

中国古代大量出现饥荒,出现“人吃人”“人相食”,怎么能下得了手呢?至少有两个方式,北宋创造了一个词叫“两脚羊”,把这个人称为“两脚羊”,吃起人来就像吃羊一样欣然自得了,把你的同情对象放到同情范围之外。吃羊是天理,是天经地义的,如果有同情心的话也微乎其微。据说人肉的味道跟牛羊肉味差不多,但在牛羊肉市场上,两脚羊的肉比牛羊肉还便宜一大块。可见即使用了“两脚羊”理论去扭曲你的伤害对象,人们还是觉得不对劲,人的同情心是存在的。我们残害同情心、扭曲同情心、遏制同情心的一种技巧,就是两脚羊理论。我们周围存在着大量“两脚羊”理论的变形,比如纳粹人杀犹太人,他们先说犹太人是劣等人。当然“两脚羊”还可以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,它不把别人说成牛羊,但是他可以把自己说成神,是天子,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落后的、反动的人们下起手来。

还有一个对付同情心很简单、很好的办法,比如说我渴了,你们也渴了,我很同情,但是我的同情心再强,也不会把我的水让给你。镜想神经元就是这样的,人们虽然有同情心但是更同情自己,自己是感同身受。同情心就解释到这里。

我们再讨论正义感。正义感也是天生的,位于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,这个区域负责酒瘾、烟瘾。我们看金庸小说的时候,看到正义的人打抱不平就会觉得特过瘾,如果正义感没有实现,心理就会觉得空空的。这个感觉就跟酒瘾、烟瘾样差不多。

正义感怎么估值呢?中国古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,这句话叫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比如我的良心,我的道德,我的正义感是70分的水平,但我经常挨饿,饥寒交迫的感觉总达到80、90分的水平。那么虽然我有良心,可是我更有食欲,于是我就显得没良心,到了饭桌上我上来就先抢,不太谦让,不太有礼貌。良心、道德感这种欲望与其他的欲望,比如说衣食温饱这些欲望的比较,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,它背后的生理机制就是刚才讲的神经元激活程度。这是第一项成本,道德成本。

第二项是机会成本。一个人要抢劫之前一定会想想他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得到这笔钱。抢劫是一种流血的方式,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;还有第二种方式是流汗、打工;第三种方式比如说卖血、卖器官、卖身;第四种方式,比如家里有古董,祖传的东西拿出去卖。各位想想还有什么?这些是在抢劫之前一定要做的计算。如果流汗能够挣更多的钱就不去抢劫了。

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机会成本,卖血、卖器官在古代没有,对历史的影响不大。卖身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行业,但是对于男性来说这个选项就弱得多,而抢劫的人通常都是男性。最重要的比较就是劳动,获得1万块钱有两种方式,一个是抢劫,一个是辛辛苦苦地挣。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种替换的关系?比如说流多少血等于流多少汗?我算了它们之间的关系,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:1.83。什么意思呢?指折寿一年,相当于辛辛苦苦流汗1.83年。这两个数是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年鉴算的。

(以下吴思个人的计算方法省略)

血汗均衡一旦发生变化,这个世界上用不同生存策略生活的人,就会发生大量的变化。有的时候劳动者大量增加,有的时候强盗和土匪大量增加。机会成本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血汗替换。

第三个成本,暴力掠夺也得吃饭,也得用各种装备,也要辛辛苦苦挖战壕,打埋伏。如果抢来的东西还不够他花的,这个活也就没法干了。民国初年,河南土匪遍地,抢一个人一般来说能够敲诈勒索200现大洋(折合人民币6000块钱),后来能够掏出来6000块钱的人基本上被抢光了,剩下的能够抢到一盒烟、几斤鸡蛋也放人。好不容易绑了一个人,还不够辛苦钱,这个活就没法干了。所以土匪减少。

第四项成本是暴力对抗。这是抢劫最大的成本,要抢劫就难免遭到反抗,遭到政府的镇压,还有同伙内讧,彼此互相残杀。这个道理很简单,取胜,取胜了你就可以吃掉别人,失败了就会被别人吃掉。暴力集团怎么取胜呢的?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多势众。

人多势众,获胜的概率就高。用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解释人类历史的第一步。我们祖先的生存策略是采集、狩猎,这不过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十几人、几十人的群体。如果人太多了这点东西不够你采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部落呢?部落是十几个采集群体联合的,上百人的组织。这首先不是采集的需要,也不是生产的需要,我们知道一户农民种一块地就行了。畜牧也一样,一家一户或者是一家两户放牛羊就行了。另外也不是狩猎的需要,即使你打一个犀牛十几个人也就够了。它是什么的需要?是暴力对抗的需要。

以“血酬定律”解释中国制度的变迁

奴隶制是怎么诞生的?奴隶制的出现不能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,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早就有能力创造剩余价值,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剩余榨取出来。这才是关键。奴隶制的出现要用暴力来解释。在采集狩猎时代,小型的采集狩猎群体无法控制奴隶的逃亡,无法应付奴隶的反抗,没有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。但是一旦部落形成,方圆一百里之内几乎都是他的亲人,看见了生人就会被抓住,超出了普通人的逃亡能力,榨取剩余的能力出现,这时奴隶也就相应出现了。

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顺序,再往下该解释封建了。封建的定义是什么?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上面驾起一个共同的天子,这就是中国古汉语封建的意思。为什么会有封建呢?在《左传》里面有一个解释,周襄王要去请外族的人打郑国,一个著名的大臣开始劝周襄王,他用了一个词就是封建亲戚,把自己的亲戚分邦建国,给他一个地盘,一个头衔,让他在这里建立政权和军队,目的是作为藩镇保卫周天子,“上阵亲兄弟,打仗父子兵”,这就是当年建立封建制度的目的。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”,抵御外辱没有比亲戚更好的人选了。对方杀过来了,你的左边是你的小弟,你的右边是你的大哥,这种情况下你敢逃吗?就算你真的逃命了,回家之后还怎么做人?

封建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暴力对抗中发展起来的

亲戚关系将各种各样的利益,人们的情感、同情心都扭在一起用来和暴力对抗。如果亲戚关系不够用,我们还会模拟亲戚,比如说刘、关、张“桃园三结义”,比如说朱元璋认了一堆干儿子,打下一个地方派一个干儿子去当军区司令。这些模拟亲戚的办法都是利用亲属关系提高暴力组织的凝聚力。这个办法古往今来就没断过,蒋介石还认了好多把兄弟的,虽然把兄弟之间也打,但是有个把兄弟比没有把兄弟要好。

欧洲人发明了另外一种封建制度,他们没那么多亲戚,也用类似“结拜”的方式找亲信,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小伙子特能干,练过少林,还特能打,我跟他说,“怎么样,我给你一千亩地,这一千亩地上还有十来户人家,供应给你装备。我把这个分给你,但是你反过来要也要对我尽一个义务……”这个义务就是要行一个“臣服礼”,或者叫做“效忠礼”。臣服礼或者效忠礼行了之后,双方就有了一种固定的关系。如果领主要打仗,骑士要跟着出征,如果领主受了攻击,骑士要带着自己的人来抵御。这说明了什么?欧洲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,而是根据暴力资源,根据暴力服务来分配。从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欧洲的兴起,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封建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暴力对抗中发展起来的。

封建制度有一大弊病,就是战乱不断。为什么呢?因为每一个封建制度都有很多暴力集团,每一个骑士、每一个王侯都有自己的军队,而且他们之间互相打来打去经常能获得利益。要计算战争的利益,就要搞清楚一般的军人、普通的士兵和暴力集团的首领收益是大不一样。

诸位回去看看《水浒》第20回。抢回来了20辆车子。怎么分呢?当时有11个首领。娄罗们先开始抬东西,中间一堆是金银财宝,左边一堆是衣服和各种布料,右边一堆是各种杂货。先把掌库的小头目过来,三堆各自取一半拿回去作为集体财产。剩下的每一堆再分为两块,11个首领均分一块,所有的娄罗均分另外一半。首领有11个,山前山后的娄罗大概有七八百。七八百个娄罗分的一半等于11个首领分的另一半,贫富差距是1:68。这就是暴力集团内部的收益分配方式。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娄罗,在后面的是督战和首领。娄罗们冒的风险最高,获得的收益只有头领的1/68。

美国是不是这样?前几年有一本书很流行叫《魔鬼经济学》。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得到了一份芝加哥大区黑手党的账本。娄罗和首领的贫富差距是1:44,跟梁山好汉差不多。所以暴力集团首领特别愿意打仗,为一点小事就要打仗。有一个著名的文章,讲唐雎去跟秦王讨价还价,唐雎把秦王激怒了,秦始皇就问唐雎,“听说过天子之怒吗?”唐雎说,“不知道。”秦王说“天子之怒,浮尸百万,流血千里。”唐雎答得也很漂亮,问秦王,“听说过布衣之怒吗?”秦王说,“没听过。”唐雎说,“布衣之怒是浮尸二人,流血五步”。这是一次著名的历史场景。我们可以看到,暴力集团的首领一怒,值上百万个人命。把这个地方打下来,虽然死了上千人,上万人,但是新的地盘又获得了新的百姓和土地,完全可以补充他的损失。总的收益还是赚的。

这样的暴力分配机制导致封建时代战乱频繁。比如说中国战国时期,那个时候中国的士兵大概有400万左右,比现在的军人还多。当时人口最多达到6000万,3000万是女人,3000万男人里面再扣除老人和小孩,当然还有领导干部,剩下1500万壮年男子,大约有1/3到1/4要上战场。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?这个世界让人感到非常残酷。当时的感觉是“宁为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。”这个世界变得太糟糕了。

秦始皇打了天下之后,要建立一种制度。朝廷上有一场争论,有大臣说像周朝一样分封,把自己的亲戚兄弟分到各地坐镇,你不信亲戚,不信兄弟,信谁?有人说不行,以前周朝封了,亲戚隔几代就互相不认了,乱打。争来争去,最后秦始皇说“天下共苦,战斗不休,以有侯王”,就是因为有这些王侯,他们都是暴力集团的首领。他说,“天下初定,又复立国,是树兵也”,天下刚刚建立又要封帮建国,这是在树立新的暴力集团。“而求其宁息,岂不难哉?”要求得安宁,这不是缘木求鱼吗?于是废封建、立郡县。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。如果说这是封建主义,“义”是规则、制度、意识形态。谁来主这个义呢?是不是郡县长官就说了算呢?我取了个名字叫“官家主义”。

官家主义是对封建的改良

“官家”在古汉语里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指“皇帝”;第二个意思是指“衙门”。皇帝立的主义叫王法、部门、条条块块;衙门立的法叫地方法规、部门法规;官员个人也能立法吗?能。那叫“潜规则”。皇帝、衙门和个人都在自己的地盘里立法定规,这样整体就形成了“官家主义”,“官家主义”又分为王法、地方法规和潜规则。

如果皇帝强大,像朱元璋那样,就能抑制潜规则和地方法规。如果衙门强大、条条块块强大,像唐朝藩镇割据,它在自己的地盘里说了算,把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,几乎就是“封建主义”复辟。官僚、个人如果强大,我们就能够看到“潜规则”盛行。这三个主体互相之间争夺底盘,最后形成一个总体主义的动态结构,合称“官家主义”。

官家主义是对封建的改良。在这个时代通常能够获得200多年的安宁。在这个世界里暴力浓度下降了,人们虽然被迫要行点贿、塞个红包,但是总比拉你上战场卖命要好得多。中国“官家主义“一度领先世界,人们都羡慕“官家文明”。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特产——官家主义。

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有什么区别?打个比方,官家主义就像一个上市公司,皇帝带着一帮贵族打了天下,坐了江山,就上市了。皇帝当董事长,贵族当大股东,小的就当股民了,你可以投投票,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不能直接参与管理。到年底分红,如果经营得好就多分点,经营得不好就少分点。比如说明朝的徐达,像战神一般的人,每年分多少红?两万担大米。一担大米将近200斤,折合成现在大概是300块钱,两万担,年收入大概是二、三百万。这是当时中国最高官员的收入。但是当时谁来管理国家呢?是皇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官员,他们是代理人,销售经理、车间主任来管理国家。这就是“官家主义”的结构。

比较起来,封建主义更像一个商会,一帮小老板,共同推举一个有威望的、能打的大老板当自己商会的会长,大家经常集体行动,有事互相帮助,有什么事得听老大的,但是会长就是会长,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,我的地盘我说了算,我的公司你不能插手。

封建制和官家主义两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,实际上中国的生产力没什么变化。我在图书馆见到1000年前出的犁挂,和我插队时用的差不多。奴隶在部落时代有,在封建时代也有,奴隶制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,奴隶散布在各个时期,我列出来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把它强调得很重。

解释这一系列的变化,用暴力对抗解释很好,用生产力、生产关系的思路解释起来很吃力,至少我觉得说服不了我。再往下是资本主义。资产阶级这个生产集团当家作主,控制了军队,用董事会的方式来决策和管理,于是生产集团就控制了暴力集团。他们成了立法立规的人,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资本主义。

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

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。这个道理极其简单。财富的定义就是有价值的东西,财富从哪儿来?天地生财,遍地都是可采集的野果,遍地都是牛羊,可以去打,去狩猎;另外一个就是劳动创造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讲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了。

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是什么样的?我讲一个故事。

1913年,军阀混战天下大乱,四川省境内有个广汉县,是川陕大道的必经之处。广汉境内有五波土匪,抢来抢去,一个人来了他们抢,几十个人他们也抢,最后人家请了保镖,甚至于一个排的兵力全副武装,还是被抢。抢来抢去这条路就没人走了,土匪没有饭吃了,就开会讨论改革,他们达成了协议。广汉境内100里的道路分作5段,每一波土匪分20里。在20里处的路口建一个收费站,再过20里处第二波土匪再建一个收费站。至于收费的标准,空手客收5毛钱,小商小贩收1块钱,大宗客户价格面议。以当时购买力说,一个现大洋相当于现在35、6块钱人民币,空手客就是16、7块钱,小商小贩是35、6块钱。

土匪都按照规矩来做,这20里之内肯定不再抢了,保护这20里的安全。渐渐地土匪就有了一笔固定的收益。马上把政策推广到广汉全县,广汉全县想了想,好不容易一年辛辛苦苦,被人抢走了,那还会有人种地吗?于是土匪决心“改革”,开始招商引资,保证不抢,有外面的土匪来抢我们替你把他打走。你收的粮食,每一亩地一年交一斗谷就行了,收费标准定得清清楚楚了。当时亩产大概是两担,一斗谷是5%的税率,比儒家的税率还要好。如果谁多收了,当地的村长去告,土匪头子找到他了就给毙了,真是“执法森严”。

血酬的上升——“法酬”

首先土匪的收入叫什么呢?叫保护费也可以,还可以叫血酬,因为它是暴力掠夺带来的收益。但是比血酬高级了,有节制的抢劫还叫血酬吗?它包含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。

我造了一个词,叫“法酬”。人家有法了,你就得承认人家是个法。“法酬”是“血酬”的升华、变形、提高、升级版。这个法酬之中包含了自我约束,也包含了对对方的尊重。经济学里没有“法酬”这个概念。我请教了搞财政的专家,我说,“中国历史有这么一笔钱怎么叫?取之于民100万,用之于民20万,行政管理费10万。还有70万的剩余,我用这70万给我们家盖房子、修祖坟,养着后宫三千,剩下的钱修后花园,修圆明园,修颐和园,修祖坟,修十三陵,修秦皇陵。这一大笔不能不说是剩余吧?请问这个剩余怎么称呼?”那个财政专家不知怎么说了。我说这个词就是“法酬”。法酬等于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。

我们现在就讨论法酬。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,但暴力跟生产发生了一种关系,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?各位知道“拉夫尔曲线”吗?美国经济学家拉夫尔给总统讲税收的原理,税率和税收总额的关系,被称为拉夫尔曲线。

税收总额和税率有什么关系?取10%的税率收10个亿;20%的税率收19个亿;25%的税率收23个亿;到30%的税率,税收总额又降下来了。100%的税率呢?税收总额为零,因为那时就没人创造财富了。就跟抢劫一样,抢来抢去路没人走了,你也就没有收入了。在这里25%就是“最佳抢劫率“,再多抢,抢劫的总额就会下降了。我们用这个曲线可以解释土匪的行为。

当然,如果他不是广汉境内的土匪,是路过的土匪,今天抢完广汉,后天到广西去抢,最佳抢劫率是多少?百分之百。这就是一锤子买卖。这就是流寇,相对来说土匪还是好人,因为土匪是讲法酬的,人家有个法,有节制,而流寇是没有节制的。最佳抢劫率,这是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第一个关系。

再举个例子,关于凉山彝族有一个故事。有个清朝黑彝人叫刘宇青(音),他1877年写了一封信,告诉自己的子孙万代将来怎么搞好生产。彝族社会有三个阶层,最高层的贵族叫黑彝,他们说自己的骨头是黑的,打起仗来英勇无畏;第二层是贫民百姓,跟我们一样,是凡人,骨头是白骨,他们要给黑彝贵族纳税。黑彝带着白彝去打仗,到汉族抢来奴隶叫娃子,外面耕地的一般叫做娃子。

刘宇青说,他的祖先在明万历年间有好几百个娃子,但是这帮奴隶偷懒不干活,早上起来哄他们下地干活,他们出力不勤,打猎不中,还总偷吃偷喝,不断偷懒。最后年底下来发现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,狩猎的东西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。奴隶制闹到这个份上就成了赔本的买卖。它的收益为零。所以开始改革。他的祖先把所有的土地分作两半,一半自己留着,另外一半分给所有的娃子,鼓励他们安家立业,原来是集体宿舍,现在全村到处都可以住,最好都成家,一家给一点地,没有农具再分点农具,但是每次种自己的地之前先把我的地种了,收割庄家之前先给我的庄家收了。你得先公后私。学过历史知道这是“井田制”。这个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收益,这一半土地的收益能顶上过去全部土地的收益。这就是过去制度的优越性和大包干的优越性。

但是很快这个收益开始下降。又过了一百年,当年享受政策恩惠的那批人都死绝了,他们的子孙觉得天生就应该这样,于是在主人家地里干活偷懒,好好种自己的自留地,不好好种公家的土地。然后又改革,把所有的公田全分了,以后收50%的地租。把集体的地分田单干,弱者取得了明显的收益,地主省心了,不用去催他们去干活了,收益就来了。

这个关系说明了什么呢?老子有那么一句话:将予取之,必固予之。老子的说法是,你一定得给人家点东西才能取得东西。给什么呢?比如说给别人一块地,相应地给他土地使用权、经营权、产权,也就是给他支配这个东西的自由,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,支配土地的自由,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。

这个东西我们又可以画一条线,称之为“老子曲线”。

这边是自由,比如说经营自由、交易贸易自由,这边是法酬。如果自由为零,就像当年刘宇青的祖先,什么都管了,集中居住,集中上工,集中生产,集中收得,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都没有,最后打下来的粮食不够自己吃,法酬也就没有了。多一点自由,就变成井田制了,再多一点就是大包干了。自由增加了,法酬也增加了,还省心。但是走到这儿就是最佳自由点。对统治集团来说这就是最佳自由度。到这儿就行了,如果自由再增加,就是舆论监督、选举自由、民主等等。这个自由再增加,法酬就要下跌了,等到全体人民政治、经济、人身自由都齐了,这个法酬也为零了。到了这儿,生产集团和暴力掠夺集团就会分道扬镳,再往前改革就困难了,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“老子曲线”。这就是暴力掠夺与生产集团的第二条关系。

我们在这两个曲线里发现一个共同点,就是给多少自由,收多少税是由谁说了算?是由暴力集团,由骨头最硬的那个人说了算,我称之为“元规则”。元规则的意思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,根本性的规则,也就是说暴力最强者说得算。当然这里我们也要注意,暴力集团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他要考虑到利益最大化,就应该考虑这两点,就是最佳自由度和最佳自由点。如果过了头,就要考虑到被统治者、生产集团偷懒、逃亡甚至于反抗,这些决策都会使他的成本上升,收益下降。为了追求最高的收益,还要对生产集团作出让步。这是暴力集团和统治集团的关系。

刚才我用“血酬定律”的三个要点来解释中国制度的变迁,解释了劳动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变化,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,以及社会上种种制度,包括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的大变革。我是从暴力集团的视角看问题的,但是唯物史观的角度也是有价值的,它的价值在什么时候凸显出来?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阶级时代。作为生产阶级的首领、生产各个要素的组织者、市场需求的发现者,生产集团的首领当家作主了,立法立规了,他们成了暴力最强者,他们控制了军队、控制了国家机器,这时候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,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愿立法;这个时候经济基础确实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了。生产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确实可以决定生产关系了。在资本家当家作主之前,我认为“血酬史观”要比”唯物史观“的解释更有说服力,有更好的解释。

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,“血酬史观”不是不管用了,而是变得有点多余了,因为那个时候直接的暴力者就是资产阶级,他们当家作主。我们用不着万事都从盘古开天地说起。资本主义再往前发展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,老百姓也可以投票了,工人也可以投票了,也可以立法,进入了普选制的时代。工会也有了强大的力量,也可以对立法施加影响,这个时候就进入了“民主主义”时代。在那个时代再用唯物史观解释两个阶级的对抗也有问题,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康德想象的“自由史观”,从自由曲线来解释历史的演变。

不管是自由史观还是唯物史观,或者是血酬史观,都适合于某一个时代。那有没有一个普遍的适合于所有时代的规律?我想象的一种历史观是这样的,我们可以把暴力集团看作食肉动物,把生产集团看作食草动物,其中有牛、有羊、有马等等,都是不同的物种。不同的物种是不同生产策略的载体,暴力掠夺是一种生存策略,畜牧是一种生存策略,种地是一种生存策略,做生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,在整个世界上互相竞争,物竞天择,加上天地造化,像“进化论”一样演进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历史观。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历史,这些不同的策略、不同的视点、不同的角度综合起来就是历史发展的整个图象。

这种历史观和名称很糟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有什么区别?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选择单位是不是物种,是种族。而这个造化史观,它的选择单位不是物种,是不同的生存策略。这个不同的生存策略可以随时转换,如果合算了狼就会变成羊,如果不合算羊还是会变成狼。不是说人笨就永远笨了,劣等种族一旦改革,吸取了先进文明后就变成了优秀的种族。这就是“造化史观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不同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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